中國傳統(tǒng)文化 “先憂后樂”文化 形成 傳承 升華
“文以樓存，樓以文名?！北彼畏吨傺偷摹对狸枠怯洝凡粌H使岳陽樓的名聲大震，傳揚天下，更是作為中華民族優(yōu)秀知識分子崇高人格文化的積淀，以其至高至上的思想內(nèi)容和藝術魅力，滋養(yǎng)著人們的心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千古名句，集中體現(xiàn)和升華了中國古代士人階層憂國憂民的責任擔當、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和先憂后樂的人生追求，繼承和發(fā)展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憂樂觀念，是儒家思想文化的一個高峰。這種“先憂后樂”文化，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振聾發(fā)聵，耀古爍今，以其深遠的立意、高尚的境界成為中華民族璀璨奪目的文化瑰寶，引起千百年來無數(shù)仁人志士的共鳴和踐行。
一、“先憂后樂”文化的形成
探尋和梳理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發(fā)展史的源流和脈絡，就會產(chǎn)生這樣一個明確認識：范仲淹《岳陽樓記》的問世，是“先憂后樂”文化形成的重要標志?！跋葢n后樂”文化的最終形成，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有著豐富的思想淵源和特定的歷史背景。
1、“先憂后樂”文化形成的思想淵源
“先憂后樂”文化的思想淵源最早可追溯至《詩經(jīng)》和《易經(jīng)》。在《詩經(jīng)》中的許多經(jīng)典詩歌里，個人憂樂的社會化感情形態(tài)，首次豐富多彩地展現(xiàn)在系統(tǒng)的文獻中。如《國風?黍離》：“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小雅?節(jié)南山》：“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小雅?桑扈》：“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兮，萬邦之屏”，等等。這些詩句描寫了多種憂樂的場景和感情，而不管是“憂”也罷，“樂”也好，它都非指個人感官或感情上的愉快不愉快，非指普通人一己之私得失的小小憂樂，而是對國家命運興衰、國家人才多寡、國家政事乖順的高度關注所產(chǎn)生的一種愛國主義意義上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在《易經(jīng)》中同樣得到了明顯體現(xiàn)。這種肇始于中華元典里的憂患意識，無不飽含了對國家、對民生的憂慮之情，及至春秋戰(zhàn)國時期，這種憂患意識已經(jīng)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意識。
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爭霸、禮崩樂壞、社會失范、生靈涂炭，殘酷的現(xiàn)實使人們更加關切現(xiàn)實的社會和人生，諸子百家皆“蒿目而有憂世之患”，他們或憂王之不明、或憂臣之不忠、或憂天下之將傾、或憂黎民之饑寒，無一不在其著作中體現(xiàn)出濃重的憂世不治、患民不樂的“先憂后樂”觀念?？鬃印⒚献泳褪瞧渲袀ゴ蟮拇?。孔子在《論語》中，從不同側面對“憂”、“樂”這一對概念作出了經(jīng)典闡發(fā)。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jié)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游，樂宴樂，損矣?！笨鬃硬粌H大大豐富、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了《詩經(jīng)》、《易經(jīng)》中的“憂”、“樂”內(nèi)涵。更重要的是，孔子還將憂樂與危亡密切聯(lián)系起來，他認為：“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紊其志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泵献邮强鬃又笥忠晃粚Α皯n”、“樂”作出更深入、更豐富闡發(fā)的偉大思想家。孟子極少議論普通人的普通憂樂，而是強調(diào)“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大法則和“與民同樂”的大原則?！睹献?梁惠王下》講：“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之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泵献又鲝垺熬印睉暗弥?，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達則兼善天下，處則獨善其身”。也就是說，“君子”是絕不會因為個人的出處窮通而決定是“憂”還是“樂”的?？酌系倪@種“憂患意識”在屈原的《楚辭》中得到更進一步的發(fā)展?！奥仿湫捱h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長嘆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喟嘆，千百年來不斷引發(fā)有志之士的共鳴。屈原絕不僅僅是在抒發(fā)因個人一己得失而產(chǎn)生的“患得患失”的私人“憂患”，而是抒寫了楚國國王對國家大政不明，大臣中君子少而小人多，因而眼見楚國國運日頃而無力回天，對家國命運憂心如焚的大憂患。
漢唐以來，憂樂思想在典籍中可謂比比皆是。漢朝劉向《說苑?政理》云：“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碧瞥渭椅赫髅鞔_指出：“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所以不能長久。”他在《諫太宗十思疏》中告誡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他還比喻說：“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蔽赫鬟€將君與民比作“民水君舟”，為君者當：“恤其勤勞，愛民如子?！?br />
由以上論述可知，在我國古代經(jīng)典著作中，關于明君賢臣究竟應該“憂”什么，“樂”什么，怎么“憂”，如何“樂”，以及“憂”、“樂”二者之間的關系如何，已經(jīng)形成了較為完備、較為先進的文化觀念和思想準繩，從而為后來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開啟了智慧之門，立下了是非標準和價值坐標。所有這些，都成為了“先憂后樂”文化形成的思想來源。
2、“先憂后樂”文化形成的歷史背景
《岳陽樓記》是范仲淹晚年勵志抒懷之作，其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句，是其一生“先憂后樂”思想的集中體現(xiàn)和升華。此文寫于慶歷六年（1046年），但其“先憂后樂”思想?yún)s早在此前形成，有著特定的歷史背景。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江蘇吳縣（今蘇州）人。范仲淹出身貧微低賤，幼年的悲慘遭遇和艱苦生活，沒有使范仲淹沉淪，反而磨煉了他的心志，使他形成了堅韌不拔、矢志不渝的性格和利澤生民的遠大志向。這是他憂樂意識形成的生活來源和最初發(fā)酵地。
北宋時期，由于統(tǒng)治集團腐敗，外寇不斷乘隙而入，百姓揭竿而起，繼宋與遼澶淵之盟后，在仁宗皇佑五年，西夏主元昊自立為帝，開始進攻宋朝郡縣，真是北患未已西禍又起，宋朝派兵與之交戰(zhàn)，無奈將不得人，兵無精兵，屢以敗聞。長年的衰敗政治和不息的戰(zhàn)爭致使國庫空虛，人民日趨貧窮，達到了“窮山無遺寶，竭海無遺珍，鬼神為之勞，天地為之貧”的地步，內(nèi)憂外患相當嚴重，被人稱為“積貧積弱”，而對北宋王朝的積重難返和政治危機，范仲淹憂心忡忡，立志不為良相則為名醫(yī)，拯救社會蒼生。這是其“先憂后樂”思想形成的社會歷史根源。
二、“先憂后樂”文化的傳承
范仲淹的“先憂后樂”思想在當時就引起了強烈的共鳴，促進了北宋具有濃重憂樂意識的士風的形成，并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歐陽修在《伶官傳》中記敘了后唐莊宗李存勖接受父命，報仇雪恥，功成之后卻寵幸伶官景進、史彥瓊、郭從謙等人亂政誤國、由勝而敗，由盛而衰的史實，得出結論：“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禍患常積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蹦纤卧娙岁懹斡芯涿浴拔槐安桓彝鼞n國”，同明代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意思相近，雖然他地位低微，但是從沒有丟掉知識分子的良知，沒有忘掉憂國憂民的責任，他的主旨就是高度愛國之情。于謙的詩句“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表達的也是犧牲小我、獻身天下的志向。清代詩人鄭板橋有詩云：“臥聽衙齋瀟瀟雨，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左宗棠自幼便胸懷大志，自謂：“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睉n國憂民成為有抱負的知識分子的一種重要品質，激勵著他們?yōu)槊裾埫?、為國獻身。1841年，由于投降派的陷害，林則徐被以“辦理不善”的罪名革職降級，充軍伊犁，次年他途經(jīng)陜西西安與家人告別時留下了擲地有聲的詩句：“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彪m然他蒙受冤屈，但他憂國報國之志并未稍減，表示即使被謫貶邊疆，只要對國家有利，不會顧忌個人的生死禍福。甲午戰(zhàn)爭一年后的1895年，清末黃遵憲痛感山河破碎，寫下了《贈梁任父同年》詩六首，其中的第四首云：“寸寸河山寸寸金，侉離分裂力誰任？杜鵑再拜憂天淚，精衛(wèi)無窮填海心!”其椎心泣血的憂國憂民之情溢于言表。正是這些擁有強烈憂樂意識，以天下為己任、粉身碎骨亦無怨無悔的歷代知識分子，傳承著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先憂后樂”，拯救國家民族于危難之中，他們是中國的脊梁。
三、“先憂后樂”文化的升華
歷史的車輪駛入新的世紀。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中，進一步傳承和升華了“先憂后樂”文化。整風運動中強調(diào)憂患意識，堅持批評與自我批評相結合的原則；西柏坡時期，更是具有超前思想和憂患意識，終于取得三大戰(zhàn)役的勝利，決定了中國光明的前程。七屆二中全會之時，毛澤東又提出了“兩個務必”，再次強調(diào)憂患意識的重要性；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黨把《義勇軍進行曲》確定為代國歌，國歌歌詞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提醒我們隨時具備憂患意識；江澤民在1991年參觀西柏坡時題詞“牢記兩個務必，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胡錦濤2003年強調(diào)，各級領導干部都要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真心實意對人民負責的精神，做到心里裝著群眾，凡事想著群眾，工作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為群眾誠心誠意辦實事，盡心竭力解難事，堅持不懈做好事。要時刻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對群眾生產(chǎn)生活面臨的困難，一定要帶著深厚的感情幫助解決，切實把黨和政府為他們脫貧解困的各項政策措施落到實處。在保持共產(chǎn)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中，胡錦濤強調(diào)：“一個政黨過去先進不等于現(xiàn)在先進，現(xiàn)在先進不等于永遠先進。”為了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為了始終保持黨的執(zhí)政地位，一定要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在任何可能到來的風險面前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主動性，從而做到“任憑風浪起，穩(wěn)坐釣魚船”。胡錦濤在2007年的“兩會”上提出新時期要增強憂患意識、公仆意識、節(jié)儉意識。在十七大報告結尾部分再次強調(diào)，實現(xiàn)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還需要繼續(xù)奮斗十幾年，基本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還需要繼續(xù)奮斗幾十年，鞏固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制度則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拔覀円欢ㄒ影菜嘉?、增強憂患意識”。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世情、國情、黨情發(fā)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 “四種危險”意識的提出，向黨長期執(zhí)政敲響了安全警鐘，具有鮮明的現(xiàn)實針對性，標志著我們黨的憂患意識日趨成熟。
經(jīng)過千百年的沉淀，“先憂后樂”文化已經(jīng)成為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骨子里一種內(nèi)在的民族精神和一種優(yōu)秀的政治文化，充分反映了中國絕大多數(shù)傳統(tǒng)知識分子、士大夫和官僚舍小我為大家，把個人命運與國家、民族命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不重物質享受、注重精神價值實現(xiàn)的“憂樂”情懷，集中體現(xiàn)了中國歷代仁人志士對國家、民族的一種政治責任、政治關懷和政治擔當，向后世昭示著他們崇高的道德境界和高尚的情操，是永遠激勵我們自強不息、奮發(fā)向上的精神動力。
